天津空管分局管制运行部塔台管制室召开2018年度述职述廉大会

如果事后审查机构认为，导致违宪结果的问题属于应当提起合宪性咨询请求的事项，就可以在作出审查决定的同时向行为主体发出指导意见，提醒行为主体遇到类似问题应当事先通过合宪性咨询程序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

对于不符合形式标准和要求的咨询请求，法工委可以要求咨询主体进行完善。合宪性咨询发生在征求意见方和被征求意见方两类主体之间，前者是指遇到宪法问题的机关，后者是指作为被咨询对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法第17、18、29和30条划定了法律的提案权主体范围，为了解决行使提案权过程中遇到的宪法问题，这些主体原则上应当获得咨询启动权（二）咨询程序的具体建构在决定启动咨询程序之后，咨询主体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咨询请求，诸如现场口头咨询或者远程电话咨询等非正式咨询方法应当被禁止。对此应当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并不排斥其他机关作出具有审查性质的行为。按照前述三重过滤审查机制，咨询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次审议后表决通过并予以公布，此种程序与法律距离较远而与决定更加接近。第一步，由法工委接收合宪性咨询请求并对其进行初步审查。

立法法第85条第2款允许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变通规定并为其划定边界，宪法是对此类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规范控制的最后底线[16]。在事前和事中审查阶段，合宪性咨询兼具激励和预防功能，在引导咨询主体积极行使职权的同时避免其制定违宪的法律规范或作出违宪行为。同时规定，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

当数据难以完全论证成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数据权利之时，数据权益似乎是一个更为合适的理论框架与定位，同时如何理解其中的构造，也能成为后续分析权利或权益冲突与解决的基础与思路指引。他分析了康德关于权利的论证主要集中于个体的物理特征与人格相等同以及行为原则，同时也演绎出固有法权的第三个要点即普遍性要素。（一）信息、数据及其衍生形态自然科学通常按照时间、空间、主体范围、总体数据的名称、个体数据的取值、计量单位、试算方法、数据来源等进行科学实践考察的分类。对于属于用户的个人数据权益，个人在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形之下，有权自行处分，企业（平台）不得作不合比例的限制，应尽可能维护个人数据权益。

因此，本部分讨论的数据权益的构造虽然参照了权利的构造，但在自由行为这一构成之中，对于自由行为的界定会有所限制和限缩。故此，对于发挥个人信息的最大效用、价值甚至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言，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性和意义。

尤其是用户在用户生成数据等平台载体上（UGC,User-Generated Content）发布关于天气、心情、日常生活、实时情况等内容，或者上传图片、音频、视频等， 这些用户生成的数据在平台实践中，多在用户协议中规定用户享有相应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等），而平台享有相应使用权。但是这一观点又争论较大。但是，这几者至少都与权利的本质相联系，并且通过相应理论构建，可自成体系。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事物通常具有客观性、有用性、可控性和法律性等四个特征。

当然，无论是在实践之中，还是在法律政策层面，都有针对相关主体、关于信息和数据等具体形态的具象化表达，并形成相应比较自成体系的系列制度，本文也将在以下进行详细讨论。当然，尽管存在上述争论，即数据应当放入哪一个理论工具箱，但是人们至少都认可数据具有价值性和财产性，这也为后续财产权益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即便是在数据爬取情形之下，也会涉及相关主体数据权益的判断等问题。（二）数据权利与数据权益本文将数据权利与数据权益相区分，并非是在刻意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旨在讨论当人们使用数据权利、数据利益或数据权益之时，究竟哪一个语词或概念更加适合于数据领域相关法律关系的理解。

对于不同平台之间的权益冲突，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解决。实际上，作为人类活动副产品的大量数据，有很多可能确实未必具有经济价值，数据的经济价值或公共价值实际上产生于以提升洞察力、决策能力为导向的技术加入之后的过程之中，进而得出有用的或有助于决策的数据结果。

故此，将数据上所载利益并形成相应权益，相对比较恰当地放入已有理论体系之中，是理解数据相关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法律和政策语境下的个人数据，实则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个人数据并不同义。

其中规定，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法律认可是通过资格和自由行为来确定利益正当性的依据。若几者都满足，相当程度上可构成数据权利。以技术为基底的数据形态不断演化，使得数据超越了仅以信息或电子记录等表现形式为限，而在客观上和观念上都将数据的衍生变化形态一并纳入数据可能作为一种客体的讨论之中。2020年《民法典》仍沿袭该条规定。如欲——似乎也理应如此——为权利这一术语在其狭义、本义上寻找一个同义词的话，则请求权（claim）最为相宜。

有的平台用户协议中，平台回避了对用户生成数据是否享有相应权利的认识或评价，而径直规定平台自身对用户发布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享有使用权。在数据权益确定的前提下，如何在不同数据权益之间进行比较，进而判断哪一数据权益更优，应当总结提炼相应的通行方法，动态比较思维亟须适用于数据权益的冲突与比较之中。

在《民法典》之中，民事权益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出现数次，其均意味着在无法完全指向法定权利之时，一系列权益也仍然受法律保护或调整。自由行为与权利本质一脉相承，即相关主体一旦享有权利，则可转化为请求权。

但总而言之，无论对于个人数据的语词如何界定和区分，无论其中包括个人信息抑或是个人生成的数据，在前端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用户权利保护的基础之上，如何认识其价值性，以及如何在整个互联网生产秩序对其进行利用等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三）不同数据权益之间的动态比较尽管数据权益的产生与形成具有相对特定的路径和构成要素，但是数据权益仍由于多重来源、多种生成路径而略显复杂，这就需要在相对静态之中进一步理解一种相对动态的关系，本文提出数据权益的动态比较思维。

对于相关类型的数据是否应赋予财产权，或者无需诉诸财产权而只需要运用卡-梅框架下的财产规则，还是囊括于知识产权项下，目前存在不少争论。另一方面，权益不区分保护也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自由造成过度限制。只有具有价值性的数据才会被利用，而有价值的事物人们都意欲获取，这就必然会有财产权规则的参与。特别适用于数据主体撤回其处理所依据的同意。

因此，实践中通常所称用户数据在我国法项下可归于个人数据，但是在欧盟法项下却无法完全归于个人数据，有一些用户数据可能属于企业或平台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法院通常采用三部曲的方法来分析论证，即原告是否享有涉案主张数据的财产权益、被告的被控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应否以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本文后文讨论的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同时一定程度上融入经济学上的权益理论观念，这一权益性质的标尺并不完全偏向利益，而是更加偏向权利。在这些数据之上无论是赋予权利也好，还是将其定位为仅具有相应权益也罢，利益至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也是讨论数据权益的基础和前提。

在人们的朴素理解之中，数据权利相对而言更加偏向于绝对权。但是无论如何争论，一个基本具有共识性的前提是，有价值的数据相当程度上具有财产性。

参考借鉴法律权利的构造等理论，根据利益、资格、自由行为和法律认可等构成要素，数据权益也存在类似的内部构造。因为要将一个新的或者不同于传统客体的事物纳入已有制定法体系，仍然需要具备符合现行法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客体与价值的关系不是实体与属性的关系，而是实体及其属性与主体的关系。在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之中，其认为，广义上的一般权利与作为法律关系的自由基本上同义。

故此，当人们讨论某一客体或者某一个物（有形或无形）是否具有价值（性）时，都需要将之放置于其将对主体产生何种作用，尤其是对于除掌握或控制这一客体之外的其他主体能产生何种作用等问题象限之中予以讨论，惟此，才能真正认识客体的价值性。缺乏与可能的作为或不作为相关的、有权利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就被称为资格（Befugnis）。

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权益存在一定冲突之时，仍然可从此种构造中识别哪一权益更优，从而具有法律上更值得保护的利益。制定法的认可在成文法国家十分重要。

而如何判断哪一主体享有数据权益，以及如何通过数据权益的构成和内部构造，识别相应具有利益的数据以及享有权益的主体，是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若权益不区分保护，一方面，权利与利益差异迥然，利益之中又存在众多类型，将千差万别的保护对象一视同仁地平等保护，这样的保护规则难免极其概括抽象，可能会导致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不足。